十九大心得征文--施俊波 旧邦新命

[日期: 2018-01-23 ] [点击数: 40 ] 来源: 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

旧邦新命,内外兼修

——对十九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19979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提出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和深入,法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20113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41028日,党的十四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且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710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并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之一。

作为“四个全面”之一的全面依法治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意味着法制建设的完整和完善,更是制度上的伟大变革;不仅是制度上的伟大变革,更是人民和政府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伟大进步。能否坚持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事关中国人民权利和福祉的实现,事关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代表我国法治建设和西方的道路区别,是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基础理论。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批判传统封建法律文化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全面借鉴和吸收西方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基础上的,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后,随着全面依法治国阶段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成为一个时代召唤。我们必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深刻认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必然性。

(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7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7·26”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必须承认,先发的西方法治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其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在现今世界获得几乎不受挑战的话语权。但应该看到这一支配性地位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他们的法治“理论”和“模型”多么周延而精妙,更取决于西方压倒性的经济、军事实力。当今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体制由于其“基因缺陷”而面临“被游戏化、资本化和短视化”等一系列严重危机。[①]中国要提供更成熟、更智慧的发展道路,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二)它是西方法治模式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被扬弃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彻底打破了旧的国家机器,仿照苏联建立了一系列崭新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法制被弃如敝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法学理论研究到立法实践全面借鉴和引入西方主流法学话语和法治模式,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对我国法治建设影响深远。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我国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发展,力图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②]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性原则和理论勇气,坚定认清其本质并坚决予以扬弃。

(三)它是更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2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法治。[③]根据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能从根本上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更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规律,也体现了我们具有的坚定制度自信。

(四)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必然。

习近平主席在20167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同时,他在2015113日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中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面对强势的西方法治文明,我国传统法律文明似乎在一夜之间被集体忘却和抛弃。过去乃至今天,我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依恋和崇尚西方法治模式的思维偏向。[④]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合理内核(如“儒表法理”、“德主刑辅”等思想),加以时代弘扬,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自信,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与近现代革命传统,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良成果,一定会超越西方宪政,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⑤]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如今正昂首阔步走在伟大复兴征程上。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博大的胸怀、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道路,“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⑥]以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内外兼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日。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1029日。

3、习近平:《20167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

4、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5、梅荣政、杨军:《西方自由主义的流变、实质与危害》,《红旗文稿》2014年第3期。

6、张维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环球时报》2012111日。

7、刘晨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西方宪政模式的超越》,《经济导刊》2017年第5期。

8、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张维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环球时报》2012111日。

[]梅荣政、杨军:《西方自由主义的流变、实质与危害》,《红旗文稿》2014年第3期。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刘晨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西方宪政模式的超越》,《经济导刊》2017年第5期。

[]习近平:《20167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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